有限进步

　　2009年，中华环保联合会曾发起过两起环境公益诉讼，一起接受调解，一起以撤诉告终。马勇表示，当时接受调解是因为被告应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诉讼要求，完全停止了产生污染的那部分业务；同样，撤诉也是由于被告行政机关做出了具体的行政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达到了诉讼目的。

　　马勇表示，此次贵阳的环境公益诉讼能够胜诉，得益于“地利人和”的优势。首先，贵州省此前通过相关条例，使得像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这样的民间环保社团，获得了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他说，国内民间环保组织绝大多数以环境教育、培训宣传为主，能够提供专职环境法律服务的非常少，和地方环保社团共同提起诉讼的尝试，不仅能提升他们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外界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关注度。

　　然而，该案的胜诉只是环境公益诉讼的一次有限进步。据马勇介绍，被告定扒造纸厂是一个生产能力年仅6000吨的小造纸厂，本身属于即将被关停淘汰的企业。马勇承认，如果是对当地利税有着重大贡献的大企业，这样的诉讼是否能提起，能否立案，会不会得到公正判决等诸多方面，都将面临各种巨大压力。

　　同时，根据他们的调查，定扒造纸厂从2003年开始偷排污水，以每吨造纸排放20吨污水，每年即向南明河排放10.8万吨污水，其一年的超标排污费就达数百万元。而定扒造纸厂每年所交纳的税收只有60多万元，远不足以支付南明河的污染治理费用。定扒造纸厂偷排污水，每年可为其“节省”数以万计的费用。但对南明河造成的污染损失却难以估量。法庭出示的检测报告显示，其排放的污水超出国家排放标准几十倍。

　　尽管原告在法庭上强调，对定扒造纸厂造成的污染损害，保留追诉的权利。但已经关停的定扒造纸厂，注定永远无法弥补它对南明河造成的危害。

　　在昆明市环保局发起的云南首宗环境公益诉讼中，两名被告分别是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下称羊甫公司)，以及羊甫公司主要股东注资成立的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下称三农公司)。三农公司具体负责的生猪养殖小区，为昆明市嵩明县杨林镇大树营村附近的水源地大龙潭带来了污染。

　　2011年1月11日，云南省安宁市环保法庭开庭审理一起液氨倾倒案。2010年5月22日，受私人车主雷键雇用驾驶液氨罐槽车的吴朝建，在一个村子的灌溉渠内偷排罐车内剩余液氨，导致附近村民庄稼和鱼塘遭殃。这也是云南省首例因非法排污污染环境、危害公共安全，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不过，与那些背景深厚的肇事企业或个人相比，羊甫公司和三农公司，雷键和吴朝建均被环保人士称为“软柿子”。

　　2010年5月，环保组织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对国电阳宗海发电有限公司脱硫设施运行不正常，二氧化硫减排不力，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据称被昆明市中级法院搁置，至今未能立案。“环保法庭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就是潜规则。”代理律师之一、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夏军律师表示。

　　
　　有益尝试

　　在马勇看来，目前很多环境保护，包括节能减排，几乎全靠行政手段解决。行政执法手段的不力，致使许多企业屡查屡犯。而环境公益诉讼作为法律手段，可以解决一些行政手段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

　　依靠法律手段保护环境，必须于法有据。而法律空白导致相关执法、司法部门认识存在分歧，致使环境公益诉讼在很多地方陷入困境。

　　一则来自云南省检察院官方网站的消息，披露了云南省尝试通过联发规范性文件乃至部门地方立法的方式，破解环境公益诉讼困局。

　　这份名为《云南省环境公益诉讼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的文件，已经起草完毕，准备征求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

　　谈及起草《意见稿》的初衷，云南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兴荣说，现行法律制度规定，原告必须证明与被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必须是环境污染的受害人。这样的法律规定不仅不适应环保要求，也让司法实践陷入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