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之途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学出版社还没有一家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或者整个技术路线十分明确的扩张道路，这是让人很痛心的。”贺耀敏表示。

　　但在陆银道看来，这其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一，是没有政策的扶持；其二，社长们都有想法，但是不敢提，因为大学社社长的任命权在学校，说话也好，做事也好，没谱的事，是不会先讲出来的；其三，对于很多大学而言，仍旧没有将大学社社长看作是职业出版人，走的是一般干部的任命，社长干两届就要被换掉，没有深水不能养大鱼，很多扩张的目标也不及实现。值得指出的是，如果高校的相关主管领导对职业出版人保持一定的敬意，不会出现将其随意调离岗位的情况，出版社往往就能更好的发展，譬如外研社、华东师大社、广西师大社、复旦社、北医社等，皆属此例。

　　实际上，有综合实力的大学社都在暗中进行扩张之途，北京有五家大学社都在与外地大学社商谈，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其扩张的路径大致以股份制为主，如果股份制走不通，就互相参股，“先往前拱”。但据本报了解，实质性谈下来的还没有一家。

　　“现在最大的阻力就是，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的整合，比如，大学社与大学社之间的整合，或者大学社重组其他出版社，比如，这次148家中直出版社改制，有的规模很小，我们也曾考虑重组的问题，并且有些出版社也向我们表示了希望重组的意向，但上边没有明确说法，操作起来有困难。”张其友表示。

　　在陆银道看来，目前阶段，大学社最有可能的合并形式是“托管”。“托管”，即隶属关系不变，牌子不改，只是经营权归另一方，托管两三年，如果合适，就参股，形成“联邦式合作”。但到目前为止，“托管”的形式也未能成行。

　　但是，外延式扩张也不是不可能，但受限于特定方面，比如，兼并一个图书公司或者发行公司，或者印刷厂，还是有可能的。譬如，北师大出版集团通过股份制改造和技术性改造，将下属的京师印务公司与民营印刷厂进行整合，组建成新的控股股份制印务公司，极大地提高了经营管理能力，完善了生产功能，拓展了产品品种，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实现了优势互补和双赢的效果；同时，北师大社正在考虑以资本为纽带，吸引外部市场营销的优势力量，成立助学读物有限责任公司，外研社最近也会有所动作。

　　尽管大多数大学社选择的是内涵发展之途，但内涵式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变为对外扩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贝贝特模式”，走的就是典型的“内涵加外延”模式。譬如，该社总编助理携一些骨干编辑到上海设立办事处，一旦图书规模上来，销售渠道稳定，就及时裂变为上海贝贝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同时，更多的大学社在探讨可行的合作、联合的方式。“比如，在某个业务领域共同投资，组建经营实体，进行资本经营；或者联合投资，明确分工，共同运作较大型出版项目等。”张其友称。在王明舟看来，在数字出版的合作出版方面，大学社的合作有一定的可能性。

　　贺圣遂则呼吁，既然大学社是以学术出版为特征的，那么，在渠道方面，可以有更多的信息交换，更大的工作平台。“大学社往往有自己的销售渠道，相当一部分学术著作是依靠分布在高校区域的书店来实现销售的，这个平台如果建立得更合理，内部有更多的组织关系来协调，对学术著作的流通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品牌对抗“航母”

　　尽管地方出版集团林立，但在陆银道看来，除去市场割据的威胁，集团也并不可怕。“集团组成的个体还是出版社，这些出版个体对大学社来说，并不可怕。事实上，从图书产品的比拼来看，大学社在某些方面更有优势。”

　　这也是北医社选择内涵发展模式的原因。“无论从发展思路，还是从产品的整体设计，我们都是有理念的。我们喜欢做很好的长线产品，前期运作两三年，做成一本好书，但地方没有这个耐心，产品的研发能力也不如我们这么严谨。只要我们有核心竞争力的长线产品，就不惧市场竞争。”在陆银道对北医社的规划中，北医社只出一流教材，一流专著，以及国际合作共同出版的顶尖医学书。他告诉读书报，某地方精神病医院院长的一本著作，根本无法通过北医的审稿，但拿到地方，毫不犹豫就出版了。“我想办这样的出版社，在业界非常有影响，医学界认为，到我们出版社来出版一本书，是他的荣耀。而产品好，自然会挣到钱。”

　　对于大学出版而言，大规模的重组联合扩张显然不是发展的惟一之途。譬如，已经在人文社科领域做出品牌的复旦大学社依然会延续其品牌化、特色化道路，出版一流教材和专著，以及高品质的人文社科图书。没有刻意扩张的复旦社从2001年开始，每年发展规模的递增速度都超过了10%，去年达到了3个亿码洋的规模。“但我知道有些出版集团的主业在下滑，尽管体量大，但规模优势在主业上并没有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并不担心在出版主业上与集团的冲撞，关键还是在于出版社的图书质量、特色与品牌。”贺圣遂表示，复旦社将坚持内涵式的发展模式。

　　同时，贺圣遂也看到了国家已经做出的很多有利于大学社发展的政策，譬如，启动出版输出工程、国家资助项目，“这是一种出版政策，是对建立在以发展文化为基础之上的出版业的真正的支持”。在贺圣遂看来，任何一个中国都有主体出版，这种出版是为这个国家文化主流意识创建、积累和传播做贡献的，但也往往是被完全商业化的出版社忽略的。而文化，“不应该仅仅靠一部分人去做艰苦的支持，而是要靠国家政策调剂的”。

　　显然，扩张并不是万能的，也不一定“大”就是赢家。“我的担心是，有些地方出版，会不会作废主业？出版有出版的规律，不是说钱越多，投进去，就越能见效益的。出版需要一个总体的积累，有底蕴在里边。给我一个亿，两个亿，我也不可能快速做大，因为我不会做短平快的产品。出版社要长期发展、稳定发展，必须要产品研发的过程。很多大学社，项目从调研开始，找作者，到出版，是以年为周期的，但是现在很多出版社，从网上搜东西，三五天出一本书，这是很可悲的。”陆银道说。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社会、行业对出版业的评价，主要指标就是规模、体量，真正埋头做书的出版社很容易被忽略了。“总署提出‘做大做强’的目标，打造双百亿集团，我们是非常赞同的。但是，我们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到底是以什么为主体？现在，各地方出版集团的多元化经营是必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多元化经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既然叫出版业，就应该以出版为主业，多元化的目的也是为了推动或促进主业的发展，而不是冲淡主业。”张其友的话或许代表了诸多有着出版情怀的大学出版人的心声。

　　“我只希望，大学出版人不要成为‘没落的贵族’。”贺耀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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