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大学出版

　　要实现规模经济，则整合重组是最快的途径。尽管有实力的大学社早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在这场国家推动的造出版大船，产业的并购参股，出版企业上市的出版改革征程中，大学出版似已失却了先机。

　　名义上，部分大学社已经完成改制，但是，“现在这种改制，原则上没有太多根本性的改变，体制、管理机制、运行机制也基本没有变”。一位大学出版人哀叹，滞后的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只是挂了块公司牌子的改制，已经让“一出生就和市场贴得很紧”、让对手惊惧的大学出版在这场战略性的出版大调整中失去先机，一旦咄咄逼人的各地方出版集团、中央社出版集团兼并整合重组完毕，实力稍弱、没有品牌特色的大学社在接下来严酷的市场竞争中，就会成为待宰的羔羊。

　　“如果坚持学校全资，维持‘一人企业’，大学社的重组、联营、上市就不可能开展，会远远落后于地方出版的发展，因为重组、联营、上市的标准就是股权多元化。”陆银道坦承，“大学社到底怎么办？我们也很困扰”。当然，改制带来的惟一红利，就是退税，让很多大学社的资金积累飞快加速。

　　应该说，地方出版社都是地方受新闻出版部门直接领导，整合是相对容易的；而大学社虽然也接受新闻出版部门的统管，但直接领导为高校，与教育部还有隶属关系，还有待于从上至下的观念变革和体制机制变革。现在看起来，最有利于实现横向、纵向兼并重组的是地方、或是部委下的出版社，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大学而言，都把出版社看作自己名下的资产，纵使经营困难，也不能被别人拿走。同时，作为大学教学科研宣传的窗口，大学校长也是非常不情愿大学社分离出去，他们并不希望出版社去走一条所谓“产业”的道路，而是在意出版社的服务功能。

　　“在大学社整合其他出版社问题上，关键是要涉及资产问题。资产怎么划分，利益如何分配，一系列的问题比较敏感而又复杂，操作起来也很困难。”张其友表示。在他看来，大学社的发展之途并不是惟一的，可以做大，也可以走专业化、特色化道路，“但是，要增强市场竞争优势，规模上还是应该做大”。

　　现在，大学出版人普遍感觉，新闻出版总署对大学社转制之后的发展决策是不明确的，“如果一定要从总署下一个文件，我感觉执行还是有困难的。”张其友体谅地说。

　　“105号文也已经给你了，不能说是没有政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表示。

　　但是，大学出版人呼吁，国家应该制定相应政策，因为“主管高校还是要听国家政策的”。如果政策方面还是模模糊糊，确实不利于大学出版以后的发展。

　　“就是一个国民待遇的问题。”陆银道呼吁，任何政策、方针都应该适合于每大板块，应该可以在大学社搞试点，做一个大集团的思路。“比如外研社，完全可以拿出来搞一个集团。我个人感觉，很多出版集团图书生产的力量都没有超过外研社。”

　　出版人的呼吁是，出版需要一种“顶层设计”，比如，中国出版规划十年，在这十年中，政策应该有连贯性。“我主张，大学出版有10~15%可以进入市场，管理层给他一个思路，走向广阔领域，股权多元化，上市；剩下80%，没有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就退居学校，好好做学术书，做教材，不参与社会上一般书的竞争。”陆银道介绍，其实，美国很多大学社一年也就出三五十种书，十几个人左右，但确确实实在出一些可以传世的、对国家文化积累和科技进步有作用的学术书，这些书，大都是商业社不愿为之的。

　　“大学出版将来会分化，有的会继续扩张，有的不需要扩张。”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也如是表示。

　　总而言之，“改制了，运动员们都整装待发了，政策应该公平，市场规则应该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