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某畅销书“到底算小说还是自传”的帖子，在网友中引起热议，不少人表示，“这是个小众的时代，阅读成为很个人的事情，单纯的散文、诗歌、小说、杂文等等的划分，肯定无法涵盖现在这样庞杂的创作了。”

事实上，关于文学作品越来越不好归类的现象几年前就已经出现，近来则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诸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我的上世纪》、新星出版社的《小时候》等很多新书，都让各大书城和售书网站为上架分类颇费脑筋。

“变种书”已成普遍现象

新经典文化的图书策划人岳卫华已经频繁地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我们推出不久就登上排行榜的《佐贺的超级阿嬷》，既是作者的传记，又是一本小说体，还是一本励志书。这样的书近几年越来越多了，早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在宣传推广中会有很多好处，因为它身兼几种特性，可以宣传的点就扩大了，读者群也扩大了。这样的书容易成为畅销书。”

新星出版社的编辑李曼告诉记者，该社的新书《煮妇日记》，就很难确定文体。“既像生活类的随笔，又像杂文，网上书店的编辑也为这本书该归在生活类还是文学类里而困惑”。前不久曾推出《一个叫窦唯的孩子》的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于奎潮，承认这本书有童话、寓言和小说几种要素，他最终将其定义为“成人童话”。

漫友公司的图书策划人丹飞认为，这种“尴尬”局面其实从另一个层面显示了出版业的生机。“这种操作领先于规程的现象在其他领域很普遍，操作越领先，该行业就越发达。早在先锋作家时期就开始了这种‘跨文体实验’和文体革新，格非、李冯等做过很多尝试，近几年的于丹讲论语、庄子，易中天讲三国，明月谈明史，使用的都是无法定性的文体。”

城市出版社的编辑阮中强也认为，作者尝试要打破旧的文体结构，而出版社出于对市场需求、热点的判断对作品进行了突破性定位。他举例说，畅销书《商道》虽然是小说，但宣传推广的侧重点在商业哲理上。“如果仅仅定义为小说，很难想象能卖得那么好。”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编辑都表示，难以归类的作品更能激发读者阅读的新奇感，但书店的摆放是一个问题，尽管也有上架建议，但各个店情况不同，未必能按照建议陈列，读者常常反映书更难找了。

作者有意进行文体创新

很多作者在创作之初，就在思考文体的创新。在中华书局刚出版的《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一书最后，作者李开元这样写道：“当我试图将构想形诸于笔端时，却屡屡碰壁。我所熟悉、我能够运用的历史学的诸种文体，无法表达复活于我心中的历史……无法用学院式的坚实学问来囊括，无法用科学的理性分析来饱含，与此相应，也无法用考证、论文、论著以至于笔记和通史的题材来表现。长久苦痛之余，我不得不做新形式的寻求。”该书责任编辑徐卫东觉得，这可以说是在向《史记》的传统致敬，“那是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史学、文学、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作家出版社将去年推出的韩少功新作《山南水北》，定义为“跨文体长卷散文”。既然“跨文体”就不能称之为“散文”，这种定义上的悖谬其实反映了一种真实的存在——作家本人主观的写作，无法完全用一刀切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等文体简单划分。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评价说：“《山南水北》很难说是小说还是散文，但包含了作家很多新的想法。文体的边界是后人划分、有意制造的。最初的文学，往往都是跨文体的。”

营销人员多期待新分类法

某网上书店的编辑告诉记者，网上书店的分类是传统分类和营销分类的综合，更容易遇到无法确定类别的情况。“如《狼图腾》就被放在了励志书里，而有关明星的书也很难分类，有的叫传记其实是写真集，有的是明星家常菜，但是放在生活类显然又不合适。我们很希望有个大家公认的分类标准，对书店和读者都是好事。”

南京市新华书店的赵向东介绍说，《一个叫窦唯的孩子》在该书店上架两个月，放在现代小说一类，后来又做了重点陈列，销售了２００多册，成绩相当不错。该书店文学部的谢光锋认为，中图法的分类越来越不适应现实情况，应该早日推出新标准，但在此之前书店也应有应对之策，比如，将不好分类的就穿插陈列，一本书可能在文学架上放一本，在少儿类也放一本。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拥军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关注图书分类问题，他表示，“知识结构体系的创新往往能开辟一个新生读者群，因此这类书只要内容不错，往往销量很好，书店可以将其单列一类。事实上，书店系统曾经一直想做自己的分类系统，但因为规模不等、经营定位不同，一直没做成。最好由有关部门出台一个新的分类体系，书店参照应用。”

重新分类面临较大挑战

相对营销人员的迫切希望，大部分编辑并不看好重新分类，他们认为应该让市场说了算，有些严格的分类还可能令读者失去阅读一本好书的机会。“图书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标准，而书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可以当作一本历史书读；也有人把它当作组织学作品来读，从中窥探出组织盛衰的规律；还有人从中读出了中国人的心理特质，建议来华的商人人手一本借以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以便更好地做生意……这种情况很多，如果仅仅按分类来选书读，就可能会错过一些好书。”徐卫东说。

丹飞认为图书分类法的升级势在必行，“如果图书分类真能精确命中每本图书，就可以最便捷地打通阅读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的壁垒。”但他也觉得实际操作有很大的困难，“图书分类永远跟不上图书出版的步伐，‘精确’的后果也许是更乱套。比较合理的做法可能是模糊分类法，层级扁平化，比如小说、非小说是一个层面，成人、非成人是一个层面。至于怎么分类最有效，需要做统筹学、接受美学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新浪读书频道的宇昕同样不看好重新划分文体的可行性。“目前的阅读已经进入小众化时代，即使重新划分文体，就能彻底解决归类难的问题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桂福也认为没必要把分类弄得很清楚。“现在的学术研究，交叉学科往往容易出成绩，作者的作品也是一种研究的具体体现。书店长期以来沿袭过去的分类方法，与如今作品内容与形式丰富多样的现状已经不太适应。书店作为展示和销售机构，可以将这种变化如实地展示给读者。即使能出台一个新的分类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未必能稳定下去。”

对于编辑和营销人员的争论，读者对重新划分文体并不感兴趣。记者在一家纯文学类网站所做的读书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受访者并不在乎作品的文体，他们表示：“随着文学创作越来越小众化个人化，图书分类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甚至最终失去存在的意义。要知道，我们老祖宗的《论语》、《庄子》、《史记》、《战国策》，今天看都是说不清文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