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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古代版印技术对印刷术发明的贡献

2012-08-17 08:57 来源：云南日报责编：陈培

摘要：: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在制作当地盛行的模印梵、汉文砖瓦，以及雕刻业火葬墓梵文经咒碑幢的过程中，无意中为我国版印技术的发明奠定了萌发的基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饰地说，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国印刷术起源的奠基者，他们对华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永远值得赞誉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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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速读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在制作当地盛行的模印梵、汉文砖瓦，以及雕刻业火葬墓梵文经咒碑幢的过程中，无意中为我国版印技术的发明奠定了萌发的基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饰地说，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国印刷术起源的奠基者，他们对华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永远值得赞誉和载入史册。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这是世界早已公认的。那么我国的印刷术最早起源于何时、何地，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中产生的？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版印技术肇始于南诏中、晚期至大理国初（即公元8世纪末至10世纪初叶），起源地即今洱海区域，最早形成于当地民间有字砖瓦生产的手工作坊。

　　有关版印技术起源的争议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业，这是我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很关注的学术问题。因为目前学术界在我国印刷业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中，往往要提到唐宋时期云南的印刷业。因此，有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术，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辖地是否为我国（也是世界上）印刷术最早的起源地，大理国时期的《佛说长寿命经》究竟为版印还是写本经卷等问题，自然就成为学术界争议的主要焦点。学术界有争论是很正常的，尤其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有不同看法，甚至长时间的争议而难下结论，这只会对解决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更为有利，而不会使其更加复杂化。在此我先谈对上述问题的初步看法，然后再讨论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术，以及它和中国印刷术起源的相关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理地区先后发现过几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出土文物，诸如大理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佛图寺塔、洱源三营火焰山塔及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等。其中重要文物有纸本、绢本佛经和各种质地的佛教造像、塔模及法器等。在大量纸本佛经中，我们又特别关注其所用纸张是否为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产的柘皮纸，以及除写本经卷外，有无版印佛经。

　　经初步查证，已发现的大理纸质佛经中，除部分破损严重无法辨认外，大部分为写本经，只有少量为版印件，其中有大理国时期的，也有部分为元代遗物。元代有纪年的版印件，如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元仁宗延祐五年的《大华严方广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忏经》，其落款题记为“中庆路清凉山报国禅寺沙门自周述”；佛图寺塔出有元惠宗至正四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其题记为“苍山僧人赵庆刊造”等。也就是说，从现有的出土文物看，目前云南还未发现过南诏时期的版印佛经，也许当时还未出现印刷术，或者已有印刷术，尚未用于佛经刊印。大理地区的印刷业大致形成于大理国时期，至元代中、晚期才逐渐成熟。鉴于上述情况，目前学术界对南诏大理国印刷业的形成时间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南诏时期云南还未出现版印技术，至大理国晚期或元代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云南才形成当地的印刷业；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尚未发现有明确纪年的大理国刻本佛经（元代的倒不少），因此云南印刷业是否形成于大理国晚期，还有待于对已有刻本佛经做进一步研究，并期待用将来的考古新发现证实。比较稳妥的说法，还是将云南出现印刷业的时间定在元代为好。

　　坦率地说，我不大同意以上两种看法。我认为南诏晚期至大理国初，云南已有自己的印刷业，不过这种印刷技术一直停留在印刷业的早期阶段版印生产，而不是我国内地宋代以来印刷业成熟阶段的活字印刷。至于有明确纪年的南诏大理国印刷品目前在云南尚未出现，那是因为早期刻本佛经数量较少，或因年代久远多朽坏残缺（有的仅存经轴），现已无法辨认。但是，我们通过残存部分的纸质、字迹、经文布局及版式结构等特征，再用考古学常用的类型比较法，同样可以确定它们的时代和版式（亦即写本或刻本）。而且在目前大家公认的无纪年刻本佛经中，已经能够区分出部分为大理国遗物；或者有纪年的大理国写本佛经中，同样能区分出部分为大理国刻本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