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城市热衷于盖大剧院什么的，这当然很好。但是你可以想想《延河》在过去五六十年时间里，对于陕西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一本文学杂志，它对一个地方文化生活的长远影响不一定比大剧院低，成本却比大剧院低得多。
　　
　　所以推动文化发展，还要遵从文化的特性。文化不是砸钱就能砸出来的。我们现在是路径依赖，一说搞文化，就想着花大钱、盖大楼，但小钱不肯花，润物细无声的事不肯做，你一个文学杂志，再怎么折腾，也搞不出多大响动来。可文化创造说到底，它就是小成本的，是寂寞无声的，应该对文化给予更多的关注。
　　
　　高杨：文学的评奖对作家意味着什么？茅奖的实名制投票还会坚持吗？
　　
　　李敬泽：实名投票会坚持，因为大家公认是成功的。说到底，评奖是为什么呢？就是要给文学一个公道，给作家一个公道。去年媒体谈论那么久，但很少有人认为那些作家不该获奖，那些作品不该获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高杨：这种评奖方式压力是挺大的。
　　
　　李敬泽：这个肯定有压力。评出来的是实至名归，评不上的，也有很好的。但我觉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评奖的公正性，对建立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是至关重要的。
　　
　　文人与吃饭
　　
　　高杨：你曾说，“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离不开吃饭这个事实。”文人一谈钱，一谈私欲，就要受到攻击。也有些人，假借文学之名经营自己的名利，对这两种情况你怎么看？
　　
　　李敬泽：文学教给我们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反对形而上学，不要仅仅从概念上理解世界。我们要通过文学保持对人和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的感受力。
　　
　　有些人自己很拧巴、很复杂，但看别人就非黑即白。文人怎么就不能跟别人谈版税、谈印数啊？轮到他出书，他难道不谈吗？人的生活是多向度的，在写作的时候是个作家；谈恋爱的时候，是个男人；对付孩子的时候，是个父亲；上班的时候，是领导或者是个下级。由于这些复杂向度，我们自身的矛盾是一定存在的，并且是很正常的。你不能要求说，他在文章中金刚怒目，见了他爸他妈，也一样金刚怒目，那他不是一个神经病吗？
　　
　　每个人自觉不自觉的都是这样的。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忘了自己其实跟被指责者一样。我们要求别人高度自治，我们自己经常不自治。一方面努力自治，一方面矛盾纠结，这就是人类的基本境遇。人类的伟大精神导师们，孔子、耶稣、释迦牟尼，他们的伟大之处，不是告诉人类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高尚的，而在于他们都承认人类本来就有弱点，然后，他们指出，如何带着这些弱点、以这具肉身，去追求高尚。所以，对人责之太严，那也不是什么优秀品质，那叫刻薄，实际上是拿着人类的弱点去否定人有追求高尚生活的可能，那结论就是，你反正也是有狐狸尾巴的，我也有，算了，我们都别装了。(笑)
　　
　　高杨：中国文人都很穷，你也挺同情他们的。
　　
　　李敬泽：什么叫我很同情，我也不是富人(大笑)。
　　
　　高杨：当然文人的收入也不能跟房地产商比，但文人所从事的工作，是不是对这个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