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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大众压力倍增古籍出版你的位置在哪儿

2011-05-30 09:0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责编：陈伊超

摘要：: 数量占全国出版社的4%，但市场份额却仅占2%；顶着古籍出版的帽子，却不断将地盘出让给大众读物、教材教辅，甚至改名换姓，抹掉“古籍”二字——这就是古籍出版社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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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出版的大众化，在市场和口碑中艰难行走。

　　但是，“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古籍普及类读物的优缺点，不能否认它的意义。”聂震宁认为，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把古籍还原于古籍，还应链接当下，所以古籍出版的大众化将是一个趋势。

　　对于各地方古籍社，因为远离文化中心，缺乏优质作者资源，所以在古籍整理等专业领域并不见优势。“但他们依托地方乡土文化、区域文化资源，也做出了一些特色。”李岩介绍道。

　　比如岳麓书社出版曾国藩、左宗棠等湖湘名人的作品，齐鲁书社做齐鲁文化的书籍，都取得了一定的销路。

　　“有的社就彻底打破了专业分工，另起炉灶。”李岩举例道，吉林文史出版社就在引进版图书领域逐渐做出了特色。

　　尽管各路古籍社“多点开花”，市场环境依然不容乐观。

　　一方面，对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角色转换，李常庆认为，部分古籍社依赖性仍然较强，具有明显的事业单位运行惯性。

　　另一方面，原有的行政化分工正被市场化进程逐渐侵蚀，一些综合大社、高校出版社也瞄准了古籍出版的蛋糕，动作频频。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就正在着手编纂总文字量达15亿字、收录重要儒学文献的《儒藏》。这让中华书局倍感压力，“跟大社、强社相比，在资金方面、在作者方面，我们没有必然的优势。”李岩说道。

　　因此，李岩认为，古籍社应该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比如做地域文化通览，就可以联合中华书局和地方部分古籍社，共享各自资源优势”。

　　他还进一步设想，可以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市场力量形成古籍社的纵向联合，形成相对松散的专业集团，来增强古籍出版的实力。现阶段，“可以先在产品、项目等方面建立合作。”

　　市场之路，扶着走还是自己走

　　在古籍社转企改制之初，曾经有过一次争论。由于古籍本身受众面小、投入大、销售和回收周期长的特点，“很多老编辑认为古籍社应该由国家养起来。”回忆起争论的焦点，李岩说道。

　　“古籍整理应该是国家行为、文化机构行为。”聂震宁强调，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规划作用，甚至还发挥买单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古籍出版物不能用于交换，政府买单，也是市场行为的一种。”

　　事实上，鉴于古籍出版的特殊性，国家的“买单行为”一直未曾间断——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从最初的每年170万元，增至目前的每年2000万元。“全国能申请这个基金的不到100家出版社，主要还是以全国古籍联合体的23家为主。”李岩表示。

　　但是，在李常庆眼中，国家对于古籍出版的支持只是一个方面：“在西方，企业、文化团体、基金会对古籍整理都有很大力度的支持。”而在我国，“社会资金对人文科学的热情没有培养起来，慈善捐赠的激励体系也不如西方完善。”李岩补充道。

　　正因为社会支持体系的短板，使古籍社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部分古籍社靠项目资金，有一顿没一顿，在难以为继时，出现了‘打零工’的现象。”聂震宁解释道。

　　同时，有专家指出，古籍市场的容量有限，应该尽快建立起出版社退出机制，允许一些古籍社撤销或者转向社会服务机构。

　　尽管国家有扶持古籍出版的必要，但李常庆认为，既然身处市场，“古籍社更应寻找自身优势，做专做精，适应竞争”。

　　作为一种专业出版，聂震宁认为两种发展模式可资借鉴，一种是立足自身出版经营特色，形成市场选择后的专业化，做大做强。另一种则是构建直达目标受众的特殊渠道，提供专业服务，比如欧美国家专出研究报告、论坛报告的出版社。

　　“坚持走专业化道路是出版社的生存之道。如果恍恍惚惚、左顾右盼，找不到立足点，出版社就可能被淘汰。”聂震宁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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