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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书价破题促出版改革

2011-03-28 14:02 来源：新民网责编：王岑

摘要：: 说到底，出版的根本任务是以高质量的主旋律产品，高质量的品牌和精品之作，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占领图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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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P114】讯：说到底，出版的根本任务是以高质量的主旋律产品，高质量的品牌和精品之作，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占领图书市场。

　　陈昕同志希望我能为他的新作《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作序。我时年八十又一，亲友都约束我，不要过度劳累，但陈昕不同，他是出版界少有的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出版问题的学者和重要出版实体的主要负责人，在拜读书稿全文后，觉得不作这个序颇对不住陈昕的创见和厚望。

　　图书定价制度的转变

　　陈昕是以对“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图书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图书价格的不断攀升一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的关注与研究开篇的，进而又通过对图书定价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经济学分析，解剖了图书定价问题所反映的制度性弊端，既为新一轮书价改革发出呼唤，又为深入进行出版体制改革破题。

　　陈昕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决定了图书定价制度的市场化取向。在研究图书定价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问题时，我们不仅要重视图书定价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化模式转变的历史过程，而且更应该注重市场因素对图书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陈昕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定价制度的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社自我定价和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价格管制，我没有参与，不知其详情。我参与制订方案并监督执行的是1984年到1993年的书价改革，通称1984年、1988年和1993年的三次书价改革。现在回忆起来，我没有理性地提出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只是顺着潮流探路走。当时，上游产品大幅涨价、图书定价过低;而当时实行的定价制度又过严过细过死。在此背景下，要为出版社求生存谋发展，要让出版社的执行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样便出台了1984年由38类划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由12个档次改变为只分上下限的调价方案。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的定价办法即陈昕所说“价格管制”的突破。1988年的那次印量在3000册以下学术著作按成本定价的改革，为当时受价格管制影响最大、出版社亏损最多、出版最难而科研和教学人员最为需要因而呼声最高的学术著作谋得一线生机。后来也证明，这次改革拯救了学术著作出版，也为国家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大计助了一臂之力。学术著作定价放开，对出版物价格改革的全局有重要影响。1993年4月的第三次书价改革，进一步明确图书定价既要面向市场又要区别对待，实行分类管理。这样，除教科书外，一般图书的定价，基本上完全放开，由市场调节了。

　　陈昕对中国图书定价制度历史演变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图书价格市场化后最初实行的仍然是固定价格制度。他对反映中国国情的固定价格制度状况进行了多侧面的实证分析。

　　他指出，中国书价都谈不上昂贵，在某些领域，比如专业图书，甚至还偏低。但图书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价格攀升更容易引发人们强烈的不满情绪。他对中国人口读书状况作了分析后认为，中国广大读书人口收入偏低，他们如果买不起书，会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大隐忧。这个警告值得重视。

　　行政行为不应过度干预出版

　　陈昕认为，中国对出版社一直实行行政性准入与退出壁垒，扰乱了产业内正常的优胜劣汰机制。多年来，又实行书号由国家最高出版行政机构统一配发的制度。书号是图书实现利润的前提，出版社尽一切可能用足书号，运营效率低的出版社通过“寻租”、凭借倒卖书号而获得“生存”能力，从而不必退出市场。这是造成图书品种猛增、低质书泛滥乃至生产过剩的制度性原因。我记得，30年前，因印刷能力不足等原因，曾出现出书“一版定终身”的情况，使读者买不到所需要的图书，想不到今天又出现长版书越来越少的新的“一版定终身”现象。陈昕说得好，这种低质图书唯一的竞争手段是价格战，其产生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对图书出版产业造成非常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