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平心而论，利乐宏大的绿色计划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迫于日益调高的环保标准之压。在环保意识较为普及的欧洲，环保标准的设立是掺杂了政治、商业等多重因素的博弈，但在现实层面，却是公司在行业中生存的门槛。包装业不仅对纸品高度消耗、且因一次性消费产生大量废弃物而饱受诟病，在该行业中占据全球75%首要份额的利乐，压力尤为重大。

　　根据欧洲最新的2010年强制减排计划，利乐公司必须在全球将碳排放降至不到30万吨。“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利乐中国有限公司环境与企业传播经理姚特克说。

　　尽管中国市场上，利乐面临的公众压力小于西方市场，但随着中国市场的增长，总部对利乐中国的环保要求丝毫不予放松，将其纳入公司业绩考核范围。况且，中国政府也推出了2010年强制减排目标。利乐中国所感受到的压力，只能日趋加重。

　　当然，利乐包装本身设计有利于碳减排。一升单位内，纸包装碳排放为60至90克，塑料是其两到三倍，而玻璃的更高。但考虑到纸浆的高消耗量，最现实的解决方案，仍是每一个利乐包的充分利用。“严格说来，从一棵树到做成纸以后，可以循环利用七次。之后，随着纤维越来越短，吸湿、润胀的程度会越来越差，就不适合造纸了。” 利乐中国资深环保工程师崔忠伟对本刊说。

　　利乐中国的环保团队需要为此前仆后继。查海滨离职后，崔忠伟成为利乐3人环保工程师团队中的负责人。数年来，每个工程师平均接触近40家造纸企业，方获得10份订单。

　　在传统回收体系几近崩溃的中国市场，推进这一项目的难度超乎想象。在利乐公司总部会议上，中国员工无奈地发现，一些西方国家立法规定利乐包装必须再生利用，并配有完整的回收产业链，因此环保工程师在实验室之外的工作只是进行社区宣传，无需像他们的中国同事那样，为一桩成交率极低的交易，跋山涉水。

　　崔忠伟们处于一个尴尬链条的中间。链条的起始，是中国尚未建立合理的垃圾分类体系，和有待培养的消费者垃圾分类习惯，这加大了分拣难度。而在链条末端，并不完整的环保产业链未将利乐包装纳入回收系统。

　　这使得崔忠伟们必须找到更多的中国智慧，将这一链条中的断裂处弥合起来。

　　在更大范围内复制富伦纸厂的成功经验，是利乐中国工程师实现业绩的主要方式。小企业产能有限，又有较强融资需求，乐于与利乐尝试合作。但这是一项繁琐的、低效的任务，从内心讲，本土造纸业巨头，仍是更理想的合作者。

　　事实上，工程师们的洽谈名单上不乏这类企业，其中也有不少对此表示兴趣，但更多的大企业仍受困于凌乱的产业体系，望而却步。

　　中国产能最大的箱板原纸产品生产商玖龙纸业与利乐环保工程师有过多次接触，并已纳入玖龙的筹划之中，但迟迟没有实质性介入。据悉，玖龙纸业每天总产能有三四百万吨，仅一条生产线便有数十吨万产能，若采用新的生产原料，生产线改造成本高昂。而除却担心新原料的适用性，是否有足够的原料维持生产线运转也是玖龙踌躇良久的原因。

　　后者同样是个普遍性难题，利乐包装回收工作发展至今，尽管在总量增幅显著，但分布十分分散。“我们不可能将全国回收到的利乐包集中到一个地区，供一家公司使用。”崔忠伟说。于是，利乐和大型造纸公司的合作，目前只能限于单次的尝试性行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利乐找到南方重要的制浆造纸基地广州造纸厂，说服后者用利乐包装分解出的纤维制造纤维纸。8月8日的《北京商报》即采用这种纸印刷—这个不错的开端并未给利乐带来长期订单。